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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栏目:新闻资讯发布日期:2023-04-11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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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笔者有幸能查阅到中国大陆出版社在1990年代陆续出版的,流散、分藏于各国图书馆的敦煌文献。笔者所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北京大学藏、上海博物馆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浙江藏,以及中国大陆在1998年全文翻译出版的英国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在敦煌文献里查阅古代雕版印刷术的资料;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还打算进一步研究古代文字与文字处理技术相互关系;因为大量封存而保留下来的敦煌文献,就表现出古代真实具体的历史文字字样,它们是古代文字技术的具体结果。并且,笔者觉得,在中外众多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里,可能还没有人从文字与文字技术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敦煌文献。

触动金岷氏研究敦煌文献的动因,极为偶然,却又表现出必然。从必然性的角度去看,金岷氏从工程技术去研究汉字和汉字文化,凡是涉及汉字不同历史形态;涉及生成出汉字字形的历代技术,包括 材料、工具和操作技艺,这些形而下;以及汉字和汉字词汇、汉字文本的蕴含理念形而上,都有可能去(必然)研究。而涉及敦煌文献研究的偶然性,则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日本汉学家 藤枝晃 的一句狂言。

金岷氏最早接触日本学者藤枝晃的学说,是其一本汉译过来的书《汉字的文化史》(知识出版社1991).藤枝教授在该书里,把殷商甲骨文书 称为“与神袛的对话”,这个简洁而确切的定义,令金岷氏敬服。金岷氏曾经浏览了这本书。后来,从别的资料上看到,藤枝晃教授在一次国际敦煌学术会议上,傲然的说,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激励了许多中国学者,在敦煌研究上下功夫。

敦煌学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机会接触敦煌文献;而国内许多学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条件。偶然的机会,金岷氏接触了一些敦煌文献资料,于是从金岷氏熟悉的印刷技术因素入手,首先从敦煌印刷文书与唐宋印刷术切入对敦煌文献的探讨与研究。

唯物辩证法里,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金岷氏正是从偶然的一句话,激励出对敦煌文书蕴含汉字文化的必然研究。

一、著名的咸通九年王玠造印金刚经

图一:标明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咸通金刚经》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里,对于“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以下简称咸通印经),多数存在着两方面对读者的误导。

其一,有些书称,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准确的说法应该为——这是明确记录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现代科学考古发现过好几起早于868年的印刷品,但是那些年代早于咸通九年的印刷品本身并没有刻印记录印制年代。

其二,咸通印经是卷轴制的书籍,在其卷首是一幅刻印精美的佛主讲经图,卷末尾是王玠造经普施的记录。但是,当代研究者在采用这轴经卷作为新出版书籍的插图时,往往只截取了卷首图画和末尾的文字,而没有显示出唐代的书籍形态是卷轴形式。于是,有的现代读者误认为唐代印刷书籍是线装书的形式;而实际上线装书的册页式书籍装帧形式是在宋代才出现的。甚至,2004年,西安建造仿唐风格的大雁塔北广场,在广场中轴线北端,置放了一本青铜线装书的现代雕塑。用线装书来装饰唐代风格的广场,给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带来负面的影响,它意味着在西安承担青铜线装书雕塑创意的一些现代文化人和雕塑家里,还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知识。

笔者从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里拍下了咸通印经卷首图画和经卷轴(图一)。后来,寻找到了中国台湾复制的咸通印经全卷,拍下了卷未标明“咸通九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识。

二、几件同一印版的印刷品

在敦煌文献里,初步见到了几起由同一块印版印刷出来的佛教印刷品。

1、观世音菩萨雕版印刷像

图二:分别藏于英国(左)和法国(右)的同印版观音菩萨像

在英国斯坦因劫走的敦煌文献里,编号为 ch.liv 0010 的是一幅保存完整的观世音菩萨像印刷品。同样图像的印刷品,在法国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文献里也有一件,编号为 Pel.chin.4514(9.12) 。这两张印刷的观世音菩萨像都保存得较完整。

2、文殊菩萨像供养纸

图三汇集了同一印版印刷出的三张文殊菩萨像供养纸。图中间较为完整的印品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因对该文献的编号为:ch.00151;左右两侧的残页,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左侧者编号为: Дx 01415 ;右侧者编号为:Д x 03034

图三:分别藏于英国(中间)和俄国的同一印版印刷佛教文献

笔者在中国本土时,所接触的敦煌文献研究资料里,涉及到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藏品的文章多一些,涉及对俄藏敦煌文献研究的人相对少一些(当然,这是笔者个人见闻范围的限制,况且此前笔者没有条件作敦煌文献的查阅与研究)。揣测,在以往的敦煌文献研究者里,大概还没有人注意到斯坦因藏品和俄国藏品里,有同一块印版印刷出来的三件印刷品,它们流落到了不同的国家,此前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消息。

3、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印品

题为《大圣毗沙门天王》的雕像和题记的印刷品,现存两张残页,分别流落在英国和法国。流落英国的,是上半页,有天王像;斯坦因编号为:ch 00150。从残页的底部可以看到,画像之下还有文字部分,但从张页被裁断的界线上仅能见到字顶的隐约迹象,并能看到文字行之间的界线。

流落在法国的,是另一张下半部残页,残页的上部是画像的大腿以下,残留的这部分画像与英藏 ch 00150 画像的细节一致,故可以认定这两张不同的残页印刷品是出于同一印刷版。法藏半页的下部为文字,其中记载了印制日期“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法藏“毗沙门天王像”的伯希和编号为:Pel. Chin 3879。

由于印刷品里注明了制作日期,为文物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性与准确性。这种标有明确制作日期的文物,往往成为比照和分析判断其它文物的参照标准,郭沫若把这种能确定年代的文物称作“(考古)标准器”。

查《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史上曾有两个帝王使用过“开运”年号,后晋·出帝石重贵的“开运”年号符合文里“大晋开运四年”,因此《大圣毗沙门天王》雕版画像印纸应是五代时期的后晋物品。另一个“开运”年号,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使用,只有公元1034年被其定为“开运元年”,次年的年号改为了“广运元年”。再细查“开运四年”所对应的公元年份,却发现《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里只有“开运三年,丙午”,对应AD946;下一年,即AD947,已经改朝换代成了后汉刘知远的“天福十二年,丁未”。笔者分析该敦煌印纸里出现的“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在当时有两种可能情况:其一,出现后汉刘知远取代后晋石重贵的改朝换代,不是在AD947的年初发生,年初时还会自然而然地确定沿用后晋的年号顺序叫做“开运四年”。在敦煌地区印经刻板的七月,也仍然使用了“开运四年”。当改朝换代事件发生之后,后世的史籍则会使用新朝代的年号而废弃旧朝代的(过时)年号。其二,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北方在很短暂的五十三年里(AD907~AD960)出现了五个短命的军阀割据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后晋在“开运四年”被后汉取代,但是敦煌边地不一定马上就能随中原腹地一样立刻变更年号;要到新朝廷的中央政权巩固了,才有余力顾及把政令推行到边地;恰好,取代后晋的那个后汉又是在五代十国历史时期最短命的“王朝”,历两帝总共才五年;后汉王朝短命的五年里,其政令能否推行到敦煌地区,是一个可以从敦煌文献里去进一步考查的问题,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任务。

图四,流落在英国(上)和法国(下)的同版印刷品残页

4、斯坦因藏品里的两张相同画像印刷品

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原著里,有一张照片,显示了两张一模一样的观音菩萨供养像。兹摘录如图五。这两张观音菩萨的供养像,在斯坦因的编号里为 ch 00150 a.b ,并注明是粘贴在 ch00150 的背面(即前文里提到的毗沙门天王像供养纸的背面)。

依照斯坦因自己的注释,两张观音菩萨的供养像是同时粘贴在另一天王供养纸的背面,表明他也见到了这种印刷出来的宗教文献,并且作了相同文件的归拢。那么,斯氏是否对于大量手写经卷之外的印刷品给以了特别的关注呢,如果客观条件和时间允许的话,笔者将进一步探查斯氏本人及其他敦煌文献研究者对于敦煌文献里的印刷品的看法。

图五,斯坦因见到的佛教图画文字同版印刷品

图五表明,观音菩萨的供养像是由不同个体的信仰者兼供养者在取得了菩萨像以后,分别把她装裱起来再虔诚地供养(现在叫“供奉”吧?)。这种有菩萨图形,又有供养意愿文字的供养用纸,在社会中下层的佛教信众里获得了广泛的采用,这是雕版印刷技术从隋唐时代起长足发展的一方面社会原因,笔者在下节会着重讨论。

三、从敦煌文献里的佛教印刷品,窥测早期的雕版印刷术发展里的宗教因素

现在所见的敦煌文献,绝大多数是手写文书,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早期的雕版印刷品。所见到的藏于各国敦煌汉文文献里,也有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印刷图书《切韵》,如法藏 Pel.chin 2015 《大唐刊谬补缺〈切韵〉》;推测,既然对于《切韵》一书的刊谬补缺都有了印刷文本,那么《切韵》的正文也当然会有印刷文本,但不知敦煌文献里是否会有印刷文本的《切韵》。在敦煌文献的印刷品里,所占比例最大的仍然是涉及宗教的文卷,这些珍贵的资料对于笔者探讨古代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的历史进程里,关于宗教因素的作用,以及中华佛教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这两个方面的学术问题,都是很有说明力量的历史实物证据。

1、对于咸通印经卷的讨论

咸通印经是一卷较为长篇的佛教经卷《金刚经》,这是世界闻名的一部佛经印刷品。咸通印经卷特别珍贵的文物价值,笔者以为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这是世界上目前能见到的明确刻印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

第二,经卷首的佛讲经说法图画,是一幅艺术性很高的刻印图画。咸通印经的卷首图画,被许多印刷史的论文和书籍引用,用以说明早期雕版印刷术表现图画的功能和印刷图画的精美性。也屡被版画史的书籍引用。

第三,咸通印经卷的书籍装帧形式明确地显示了,早期印刷文卷的装帧形式仍然是遵从手写经卷的装帧形式,即卷轴制式的装帧。这说明了任何新文字处理技术的采用,都要从处理好现行的固有文字着手,逐步发展起来;好些新技术首先要能满足制造传统(旧式)产品(也就是社会通用文字)的要求,才会得到习惯使用传统文字的人来认可和接受,因而自然会带有传统技术的影响并保留着传统技术的痕迹。雕版印刷术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发展,在宋朝出现了册页形式的线装书,这是新文字技术对书籍形态的影响之具体表现———雕版印刷既然是逐版印刷出来,自然以“版”页为装订的独立单元,比把不同的版页单元再串联成卷轴,更方便于书籍的装帧制作和保管,特别是册页式的书籍方便了阅读。———新的先进技术在遵从了旧有的传统技术之后,会以自己的技术优势突破旧有传统的束缚,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新形式,甚至发展成为新的制式。———这个观点,是笔者在1988年首次研究印刷术促使汉字出现了印刷体,这种文字与文字技术的相互关系,那时就强烈地感受到新技术的力量。(见《中国印刷》季刊1988-05:林川《文字处理技术对汉字字形演变的影响》。)

隋唐时代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的逐步广泛使用,终于在宋 代使中国的书籍形制方面产生了两种新产品:其一,产生了册页式的书籍新形态,方便于书籍的制造、保管,更给读者阅读书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这是物质性的产品,形而下;其二,产生了册页式书籍形制的新观念,使得册页式书籍成为宋代之后书籍的新形制,一直使用到今天的纸质书籍———这是精神性的产品,即产生了新的观念,形而上。印刷技术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与印刷技术对中国文字形态的影响相比较,它们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对于两方面的影响是一致的。

再从这里进一步讨论。第一方面,无论是汉字印刷体的出现还是古代书籍演变成为册页形制,都是先有形而下的探讨和实现,才引发了形而上的观念变化,出现新的观念;这是物质是第一性的哲学原理的具体表现。第二方面,只有当新的观念(形而上)能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发展成为社会接受的,并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印刷字体在书本上,以及册页式书籍在图书制造里,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形式。

从中国的文字技术史来看,隋唐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三四百年之后才形成了书籍的册页形制,是在九百多年之后才在印刷书籍上使用的文字里出现了专门的印刷字体,这种观念转变的过程漫长而缓慢。当然,现代的科学技术以比古代强烈得多的力度,迅速地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技术产品,并且迅速地改变人们的观念;与古代的技术缓慢发展相比,是天壤之别。但是技术、技术产品与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古今仍然是一致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比“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念符合客观实际;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冲破了曾经禁锢了中国人头脑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种传统观念,才出现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快速增长。

第四,与敦煌文献里其它的隋唐时代雕版印刷宗教文件相比较,咸通印经卷是一部长篇的经文书籍。在早期的雕版印刷经卷里,短篇、单叶的占多数,少有长篇经文的付印,这益发显得咸通印经卷的稀有和珍贵。笔者揣测,这可能与早期雕造印刷版的费用高昂(新技术的初期往往如此)有关,尤其是要雕造多块印版来印刷长篇经文,费用会特别大。于是,在敦煌文献堆里可以看到,隋唐时代大部头的佛经几乎都是手抄文本。从制造成本的角度来看,抄写单部佛经的费用显然比雕版印刷的费用要低得多;只有在不必计较雕版费用的某种特别情况下,才有可能雕版印长经。基于这样的分析,也是从咸通印经卷本身去找到了支持笔者观点的证据———卷末文“咸通九年四月十三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普施”两个字说明了对《金刚经》一书有着大量复本的需求,那么采用印刷复制的技术,就比手抄复制多份文本要方便和快当得多;“普施”两个字还说明,是一个施主王玠承担了刻印《金刚经》的全部费用,于是长篇大部佛经的昂贵印刷费用壁垒才得以打破,才有了着落,才印行了、留世了宝贵的咸通印经这种稀少的长卷,也才能在当时大量地“普施”出去。

今天,应该感谢这位留下了姓名的唐人王玠,为中华,为全人类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有明确时间证据的最早印刷长篇佛经文献,还带有佛像图画具有故事情景。

2、早期雕版印刷术涉及的宗教因素

当笔者把散落、分藏在各国的敦煌文献里同版印刷品搜寻、归拢、剪辑起来后,觉得能更清楚地看出宗教因素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本文所搜集的几种同版印刷的印刷品,都是单叶的形式,又都带有图形。于是从印刷品的形式入手,去察看宗教因素的作用。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笔者从经济的因素考虑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时感到,能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起来的发明创造,都是要在社会的推广使用里能帮助使用者获得较大的实际经济效益。如前所述,印刷版的雕造成本会很高的,如果不是要求得到多份复本的情况,一般的手写抄本会比印刷复本来得快来得便宜。但是,抄写文本的经生遇到带有图像的文本时,并非每一位抄写者都有画图的技能,于是出现了把图形刻版盖印在纸上,再抄上文字的这种混合文本形式。例如英藏 s413的首尾都有盖印的佛像。从技术上的进一步考虑,在佛像的下方增刻上供养人的意愿文字,就把单纯的佛像印刷变为了一种供养纸的印刷;佛教信众通过捐捨较为低廉的功德钱款,就能取得这种单叶供养纸。于是这种单版单叶的印刷品会成为寺庙向信众广泛推出的宗教印刷品,这是雕版印刷术适应宗教的需要而产生的有图有文的印刷品,在敦煌文献里也是数量占多数的印刷品。寺院利用雕版印出的各种单叶供养纸,就可以从普通信众那里取得普通人能承担得起的功德钱款,而把供养纸交给付出功德钱的人。

至于长篇的《金刚经》卷,就只有象王玠那样完全承担了所有费用的施主,才有可能实施制版印刷;如果王玠不出钱,恐怕就不会有咸通经卷的印刷。或者换句话来表述———中国早期的印刷品里,各种供养纸、公认形式和内容的发愿文告等等的印刷,很可能是宗教界里最流行最广泛的(实质上的)商品性印刷物;虽然对于佛像供养纸的流通与市场交换,不能世俗地称为“买”和“卖”,然而在行了功德(钱)之后才取得供养纸,这就是实质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而这种印刷品供养纸的商品市场,无论从印制的“作坊”方面来看,还是从“顾客”的需求方面来看,无疑都比文化书籍和经典书籍数量宏大面积广泛。因为连不识字的佛教信众也可以在家里供奉菩萨像纸。商品性质的印刷并取得了经济利益,是雕版印刷术能发展推广的重要因素,宗教印刷品商品则是印刷商品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后世,陆续出现了大寺院雕印大部头的佛经,为中华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积累下宝贵的历史财富,这些大型佛经虽然超出了商品的范围,但是印经的寺院必须要有雄厚的财力,为此必须事先募集好刻印佛经的财务费用。从单叶供养纸的大量和普遍印刷,到咸通印刷整部头的中篇《金刚经》,再到印刷大部头的佛经,宗教性的印刷事务是促进古代中国印刷技术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从文字复制技术来分析。手工抄写,是最古老最基础的文字文本复制技术方式,一次只能复制出一个副本。文字抄写还相对好办一些,只要会写字,都可以复制;不论字形美观的好坏;敦煌经卷里也有许多字形不好看的,但总算是写出了文本。手抄技术甚至出现了以抄写为职业的社会人群,称之为“经生”,在敦煌手抄经卷里就有“经生* * *”的署名。但是,佛像的复制却比文字复制麻烦,最起码不允许损害佛菩萨形象的手画像,不是谁都有能力画佛像;进而还有一个图画的美观问题。于是,把佛像雕刻成印章成为了雕版印刷术在佛教里应用的重要场合,有了这种比手抄手描(图画)更先进的图文复制技术,可以方便获得大量图文共展的文本,而且这种技术又在佛教里有广阔的应用市场,于是雕版印刷术与佛教传播及弘扬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良性循环。这种印刷术与宗教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不但在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初期是这样,在历史发展的后来仍然是这样,直至西方近代的工业印刷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印刷技术。今天,进入了计算机综合处理图形和文字的新技术时代,自然地应用了这种崭新的先进技术来印刷佛经;与历史不同的是,由专门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人发展出了先进的图形和文字处理技术,被宗教界采用,而不再是宗教印刷来促进印刷术的发展。

当然,古代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并不仅只是宗教这个单一因素的作用,还有官方和民间对文化经籍的需求,还有科举考试的需求,此外还有社会世俗的需求(如历日印纸,笔者在《一本偶然得到的当代民间木刻历书》有论述,见光明网·论文发表中心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2988,或光明网·金岷彬的blog:http://blog.gmw.cn/u/3711/index.html)。

笔者以此文章来说明,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获取的敦煌文献资料,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见到的台湾复制咸通金刚经,在普通读者能接触到的图书资料方面,是一种很稀缺的图书资源,由此谨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表示谢忱。

金岷彬 2008-10-30 SECAUCUS 小镇,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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